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债务陷阱 债务危机 。

我们一直说要鼓励资金投向长期投资，可去杠杆后的结果相反。小额信贷公司向小企业要的利率是24%，非常高，银行也不敢要这么高。

分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2016年之前资产扩张主要靠外储的增加，因此不能怪央行多发货币。杠杆率的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负债太高才是关键。老百姓在银行买资管产品，觉得银行必须保本，所以存在刚性兑付问题。资管新政未来的调整方向，我觉得有两方面： 一是要允许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打包。可是去年的股市整体跌了30%，一些民营企业跌掉了70%以上，落得被清盘的下场，一些企业家几乎在一夜之间从身价百亿沦落为负翁。

从一开始，暴露风险前想好应对之策。迄今为止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一国经济的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那么，让经济回复到潜在增长路径上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所以，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达到了潜在增长率。民营企业面临的产权问题，首先是安全性问题。

有人会说，近年来政治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都在强调要保护民营企业家，并出台了一些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家的司法改革措施，为什么法治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法治化的任务。这种理论也适用于民营企业，只不过具体情形不同。其实他们的知名恰恰掩盖了无数不知名企业家的冤屈。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制度假设之上的，我们就会知道，如果市场制度及其前提不被保证，宏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实施中，如果有另一政策文件与之冲突，也会优先执行那些文件。如果实施保护只是单方面的，那么慎抓慎封之慎，就只存乎于官员之心，什么是慎，慎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任何外在标准，只由他们自己掌握。

据AfrAsia Bank和New World Wealth，2018年有1.5万中国富豪移民，同比增长50%，居全球第一。我们在最近网上看到企业家蔡晓鹏参加中记委举办的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一看原来是2014年的。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今年年初的减税还不足以阻止经济的持续低迷，李克强先生提出还要继续大规模减税。一个拥有市值2.5亿元的企业的企业家，如果估计到其产权有30%的概率会被侵夺，就愿意以至多7500万元的成本将资产转移。

只有在一个社会相当富裕，有些企业家甚至富可敌国时仍然坚持保护产权的原则，政府的信用才算经住了考验。至少在表达上，就要把应急的和特定的表述形式，逐渐转变为一般性的和永久性的表述形式。第二是以为中央政府开企业家座谈会就认为企业家的抱怨有出口了，又是一个错觉，以为企业家抱怨的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商品房和汽车这两项商品不仅以其价格昂贵而成为标志性产品，而且以其综合性和波及效应而影响经济的全局。

把一个解决当下问题的权宜之计变为基本原则，主要依赖于长远的文明视野。中国有着遵循程序、追求无枉无纵的司法传统。

到了亨利三世时，王室法庭管辖范围扩展到了非法侵犯，而这一罪名的指控被认为是揭露和惩戒地方官员滥用职权的有效途径（蔺志强，《在专制与宪政之间》，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第88页）。所以傻子年广久并没有陷牢狱之灾，且这一原则被及时推广到全国，也没有进一步产生更多企业家被抓的现象。

一是法律公正判决每一起诉讼，一是公正对待所有的人。邓小平这句话，是在事情未发之前。不是在穷的时候就想起来，在遵循它富了以后就可以弃之不理。这其中当然包含着民营企业家的商业计算，但毋庸质疑，他们的商业计算中包含了资产安全的考虑。如果剔除通胀因素，则为零增长，仍与我们上面估计的全国经济增长持平。这恰是企业家们在这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进入专题： 市场制度 民营经济 法治 。如果对一个病危的人说白菜降价了，不会对他的健康有什么帮助。

不推行家庭承包制，农业就仍是一个阻碍经济发展的负担。现在之所以还在疯传，说明问题没有解决。

这种司法不公并不是现有法律对民营企业过于严苛。既然有危险，就会有避免危险的行动。

而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被地方政府侵权，到本地法院诉讼而不被受理的情况。如果不落实法治，企业家的安全担忧就无法排解，他们就很难增加投资甚至很难继续生产，经济增长就会进一步下滑以至走向萧条。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在财产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国家统计局称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了6.2%。

总结起来，有几个方面。因为一个企业家不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他有自己的家庭、孩子和朋友。

谁知道现在的保护措施不是又在养猪呢？ 第二，一个政府仅强调对一部分人的保护，就显得不够真诚。对于公众而言，他们不应去看政府平反了多少冤狱，而是要看还有多少冤狱没有被平反。

我曾用这样的理论分析过中国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发现这是一个又有某种在一定时间内的排他性，又不能永远保持，局外人总想进来争夺的产权。只要把一个企业及其企业家定为黑恶势力，什么平等保护或慎抓慎封都可以忘之脑后。

同样的物质资产，安全性不同，其市场价值可以有很大差异。这就是遵循程序而纠正错案的例子。甚至还会在没有经过法律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丢失性命，如曾成杰。如果中央银行降低基础利率一个百分点，且如果该企业的贷款额为10000万元，则可减少100万元的利息成本。

公民或企业提起了多少针对违反法律正当程序的上诉，尤其在初期，这种上诉越多，说明法治原则贯彻得越好。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判定法治被落实的标准呢？落实法治当然很综合、涉及方方面面，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简单标准，这就是看法律正当程序是否被遵循。

他也不仅只是生产GDP的专业人士，而要在这个社会中居住，消费，旅行和金融投资等等。第五是地方政府在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资以后，看到更有利可图的机会而反悔，且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或者以极低的补偿毁约。

任何不当目的都会在法律正当程序的履行过程中败露。第四是政府行政部门改变政策，就完全否认与之不符的民营企业已经投资而享有的产权，否认政府先前的决定和承诺。